月度归档:2019年02月

山西省国资委实践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范式

  2018年以来,山西省国资委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思路和“三个三”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谋思路、定措施、出实招、破难题、建机制、抓落实,对标一流,争先进位,扎实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和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创新性举措显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

  山西省国资委将国资国企改革放在全国的大背景下考量并实施,他们自加压力,加强补考和赶考力度。2018年5月3日,山西省委高规格召开了省属国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会,省委书记骆惠宁发表了重要讲话。

  山西省国资委党委深入学习省委书记骆惠宁重要讲话精神,以问题为导向,组织省属国企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立足当前。长短结合,找准突破口,重点解决眼前制约国企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他们制定了《2018年国企改革行动计划》,设计了8.38国企改革施工图。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维,重点打赢了“剥离企业办社会、防范国有企业风险、处僵治困瘦身健体”三大攻坚战和“压缩资产负债率,完成中央巡视组整改要求和清理应收账款”两个专项行动,年内完成压减20%任务。

  为了狠抓落实,他们先后召开了三场攻坚战专项动员大会,做出周密部署。比如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方面,山西省国资委对标全国先进省份江西、山东、黑龙江,主任郭保民带队去考察取经。

  5月4日,山西省长楼阳生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与各市签订目标责任书,山西省国资委加大协调和推动力度,加强培训,企地同责,定期督查,每周通报,有力推进,使这一迟滞3年、工作量占到全国10%的工程,在2018年取得了全面突破,100%完成分离移交,受到了国务院督导组和国务院国资委的表扬。

  与此同时,山西省国资委在防范风险和“处僵治困”瘦身健体工作也取得明显突破。他们发挥统筹协调和省属国企资金池作用,全年兑付到期1959.6亿元债券,没有发生一笔违约,山西省国企成为交易商协会全国会员中信誉度最好的板块。2018年山西省属国企管理层级全部压缩到4级以内,减少法人单位935家,处置僵尸企业43家。资产负债率压减3.2个百分点,其中煤炭企业全部压至79%以下,企业应收账款清理25%以上,效果明显。退出煤炭产能1670万吨,占全省的74.6%;三年累计退出煤炭产能5075万吨,占全省的57.4%。

  2018年,山西国资委还重点推动了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企一策”目标考核等工作。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方面,燃气集团、高端煤化工相继成立并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边组建边形成生产力。重点推动了煤机智能制造集团的重组。通用航空、民爆集团和3家省属科研院所转制企业挂牌成立。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推动“腾笼换鸟”,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开放股权,集团层面混改实现破冰,汾酒集团、建投集团整体混改加速推进,二级以下公司混改面达到了70.9%。一批企业实行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新增2户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在“一企一策”目标考核方面,他们坚持以转型和创新为导向,重点考核了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吨煤成本下降、上市公司市值、新兴产业培育、科技研发投入等关键性的指标。制定了“四挂钩”和“退一进二”政策。特别是山西省委5.3会议之后,国资委提出了省属国企1-3年期转型发展目标任务,签订转型军令状。规划通过三年努力,煤炭产业增加值占比年均下降4-5个百分点,制造业引领的非煤新兴产业占比由38.8%上升到50.6%。2018年,煤炭产业占比从61.2%下降到56.2%,下降了5个百分点,省属国企产业结构加快反转的态势已经形成。

  坚定信念,狠抓落实。 山西省国资委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省委骆惠宁书记提出的“国企不改,转型无望,国企改革是决定山西转型前途的关键一招”“国有企业是转型的生力军”和省长楼阳生提出的“改革和转型是山西发展唯一途径、不二选择,舍此别无他途”的重要指示,坚持“改革不能落后”的理念,结合国企实际,提出了“补齐短板,对标先进,迅速赶超,后发优势”的工作思路,直面矛盾不回避,解决问题不敷衍,克服改革“悲观论”和“速成论”,用足非常之力、坚守恒久之功,不断向各类顽瘴痼疾开刀,在加快赶考中补考,扎扎实实推进国企改革。

  改进作风,提高效率。一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做到放权放开放活,真正让企业充满活力。强化穿透式监管,对6户省属国企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和必要的风险合规性提示,制定了《省属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二是设身处地帮助企业化解矛盾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按照骆书记提出的“深入一线,高低立现;下沉一级,水落石出”和“明确要求,破解难题,主要负责同志要带队,深入企业现场办公,解决影响项目建设的具体问题”的要求,每月深入一户大型企业开展调查研究,邀请有关厅局现场办公,全年为企业解决新老问题上百件,重点化解了数起积压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三是加强银企合作,在浦发银行和深圳招商银行总行,举办了两场省属国企项目对接活动。帮助潞安集团180项目协调银团贷款163亿。四是坚守底线防风险,组织起草高速公路债务化解方案,向省政府多次汇报,推动国开行牵头的2600亿银团贷款落地,成为全国成功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典型案例。

  崇尚实干,雷厉风行。11月27日下午,山西省国资委召开了贯彻会议精神的项目对接会,向民营企业发布108个340亿元股权转让项目。随山西省党政代表团赴粤港澳考察结束之后,一周之内山西省国资委便邀请深圳国资委带领18家企业家,与山西省18家国有企业、18家民营企业和18家入驻综改示范区企业进行了现场对接,在燃气、文旅、科研院所改制、开发区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争取政策,加强交流。郭保民主任就落实国发42号文件等事项9次赴国务院国资委汇报工作,3次赴财政部争取中央补贴。加强与先进省市及央企的交流。全年共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先进省市考察10多次,接待上海、江苏、天津、重庆、陕西、青海、河南等省来山西国资委交流10余家,根据省委安排,组成5个考察组,赴央企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向省委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进行专题汇报。按期完成了省委交办的《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创新体系建设》的报告起草。

  加强党建,保障改革。山西省国资委把2018年明确为“省属国企党建质量提升年”。把国有企业的红色基因和经济属性融合在一起,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中,围绕抓班子带队伍、激发企业家活力,首次派出45名外部董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按照骆惠宁书记提出的党委书记“三不”要求(不怕得罪人、不回避矛盾、不给自己留后路,勇于同一切腐败消极现象作坚决斗争),坚决落实党委对国资国企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年初组织系统会议,年中组织推进会,年底开展企业党委述职述廉,自觉接受驻委纪检监察组监督,以党的建设高质量促进国企国企改革转型发展高质量。

  2018年,山西省国资委改革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省属国企生产经营、资产规模、经济效益、运行质量、社会贡献等5个维度的主要指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总资产达到2.92万亿元,在全国排第5位,仅次于4个直辖市;实现利润300.9亿元,同比增长54.1%,创7年来新高;实现利税1192.2亿元,同比增长18%,创历史新高;完成增加值2580.4亿元,同比增长8.6%,在全国排名第3位;上缴税费849.3亿元,相当于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36%,为增加财政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岗职工劳动生产率26.1万元/人,增幅10.1%;在岗职工年均收入7.2万元,同比增长10%。

中国海油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绿色动能”

  近日,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获悉,该公司在南海西部海域的乐东10区顺利完钻多口超高温高压探井并进行了测试,成功克服窄窗口超高温高压井钻完井技术难题,为南海超高温高压领域后续勘探和南海大气区建设奠定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据介绍,我国南海油气资源丰富,大多蕴藏在深海,其中南海西部深水海域,地处于欧亚、太平洋和印澳三大板块交汇处,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地质作用和演化过程。南海与美国墨西哥湾、英国北海并称全球三大高温高压海区,其中,南海的莺琼盆地高温高压特征最为典型,温度最高超过200℃,压力系数达2.38。莺琼盆地天然气资源丰富。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海油在南海西部海域和南海东部海域相继发现了一批油气田,陆续建成2个千万吨级油气产能。截至2017年底,中国海油在南海共有64个在产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3.2亿吨、天然气1254.2亿立方米;配套建成6个油气处理终端,其中2个天然气处理终端分别位于珠海横琴岛和高栏岛。

  近年来,为满足广东地区对天然气的旺盛需求,中国海油南海东部油气田主动作为,多措并举释放气田产能。其主力气田、同时也是我国首个深水气田——荔湾3-1气田于2014年投产,揭开了我国深水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序幕。投产近5年来,荔湾3-1气田生产的南海深水天然气在珠海高栏终端处理后,通过中国海油建设的天然气管网输送到广东省的燃气电厂、工业企业和居民家中,贯穿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半个地区。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绿色、宜居、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清洁油气能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由此,荔湾3-1气田在优化地区能源结构、保障地方能源安全中将发挥更加突出的积极作用。

  在南海西部海域,中国海油强化地质研究与技术攻关,相继攻克了高温高压和深水两大世界级技术难题,成功发现了我国首个深水自营大气田——陵水17-2等一批大型气田,展现出该区域巨大的天然气勘探潜力。目前,陵水17-2气田已正式进入开发建设阶段。经过海油人多年的付出和努力,南海西部海域天然气探明储量是此前近30年之和。

  良好的勘探成效为南海大气区建设奠定了资源基础。南海大气区,是把已探明的崖城、东方、陵水、乐东等海上气田串联,将“宝石串成项链”,依托崖城气田到香港的管线,建成一条海上天然气输送大动脉,最大限度开发南海天然气资源。

  天然气管网建成后,将充分满足华南和港澳地区的工业和民生用气,所生产的天然气还有望进入全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对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海上最大合作气田崖城13-1气田已向香港地区供气23年,这些海气的发电量占香港总发电量的25%以上,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能源保障。

  2017年,中国海油旗下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与湛江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开发乌石17-2油田群的框架协议,依托地方政府支持,推进乌石17-2油田群项目进程。该项目被国家列为上游油气勘探开发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项目。不仅如此,湛江分公司还与湛江市政府签约推动南海西部天然气管道登陆(粤西)项目建设,从南海大气区主要管网上,铺设一条海底管道,可向湛江市等粤西地区供应优质天然气,带动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集中供热、天然气化工等相关绿色产业发展,为湛江市乃至整个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中国海油已经把南海定位为今后勘探开发业务的主战场,制定了南海深水开发战略,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依托广东等省份加大勘探开发投资力度,新建恩平、流花、陆丰等30个油气田,深挖南海油气资源潜力,提升油气综合保障能力,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能源供应。

剑指无线移动通信领域 中国信科与中国联通实施战略合作

人民网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从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月25日,中国联通与中国信科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国华表示,中国信科将充分发挥在无线通信和光通信领域的双重优势,与中国联通一道,为加快我国无线移动通信布局、服务经济结构升级、提升广大用户体验作出更大贡献。

童国华坦言,中国信科与中国联通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通过本次更为深入的战略合作,建立长期稳定、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汇聚双方各自优势,实现互惠共赢,增强彼此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国华指出,通过这次合作,中国信科与中国联通将充分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不断深化在通信服务、信息化管理、无线移动通信、ICT等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中国联通将充分利用全业务运营商的优势和信息化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发挥网络资源和国际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全力调配各类保障资源,以加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根据协议,双方明确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掘和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在无线移动通信、光通信、云化网络、ICT应用等领域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双方在技术、产品、渠道、服务等方面的资源,在技术及标准研究、网络建设和运维、产业链打造、市场拓展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认清国企混改的内涵与关键问题

  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集中于如何有效强化和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一焦点上,是国有资本面向企业外部和社会资本,谋求企业发展和资本集中、重组、扩张的改革。即通过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互结合,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同时也为社会资本进入国有经济传统领域打开大门。然而,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要认清其内涵和其中的关键问题。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概念内涵分析,需要辨别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混合经济的概念。

  混合所有制最早来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对传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模式的改良理论——“混合经济”论。混合经济主要源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经汉森、萨缪尔森、科斯、诺斯等人的发展而形成,实质上指的是国家干预的、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根据《牛津经济学词典》,混合所有制是关于所有制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资本,通过多元投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混合经济是用于描述一个介于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经济,特指有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并存的经济。

  通过文献梳理和作者分析判断,混合所有制是微观层面的概念,指的是存在不同类别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混合,不仅包括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还包括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混合;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语义概念,它是指国家所有、集体所有、非公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成分,至少两种组合在一起的经济制度,表现形式主要有:交叉持股、股份制、上市,发展而成的微观形态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经济是西方国家的概念,指的是私人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加入了国家干预调控,与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的背景和社会体制不同,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从公有制发展而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在分类改革的推进方面,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指导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目前,中央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已经完成,29个省(区、市)出台了分类意见或方案,但进行实质性分类改革实践的地方并不多,大多是照搬国家层面的政策。其中,上海和深圳的分类改革实践在全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具体而言,上海市的改革思路是以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为切入点,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其具体做法是,根据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的不同,兼顾企业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按照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和人员等指标的占比情况,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这三种类型。深圳则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包括文化传媒资产在内的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在数年前就根据不同企业特点,确立了分类监管考核的办法,基本实现了“一企一策”的考核方式。

  在混改领域的推进方面,改革从非垄断行业向垄断行业推进,从子公司、项目层面逐渐向集团公司层面推进。从2016年开始,垄断行业的混改加快“破冰”步伐。2019年,混改在垄断行业将更加开放,正在甄选第四批混改试点企业。

  在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推进方面,国有资本与其他所有制资本通过股份制上市、收购非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改制、员工持股、项目PPP等混改途径进行融合,法人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混改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在存量业务上通过老股转让与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性投资,以及通过员工持股进行股权激励;另一种是在增量业务上通过与其他所有制资本进行合资形成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规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2017年,央企混改引入社会资本规模达到3386亿元。2018年,仅在北交所通过产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两种方式完成的国有企业有196家,共引入社会资本450.22亿元。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进展方面,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69%,省级国企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56%。越来越多的竞争性企业在混改中进一步调整股权比例,促进企业形成了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在管理结构推进方面,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二级管理结构正转变成管资本的“国资委+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国有企业”的三级管理结构。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该方案,取消、下放、授权43项国资监管事项。同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原有2家试点的基础上,扩展到了“2+8”共计10家,即诚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投、中粮集团、神华集团、宝武集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等8家投资公司试点。26个地方国资委改组组建了72家投资运营公司。有统计数据显示,已有36家省级国资委改组组建了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2018年底,国资委又确定了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等11家央企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国有经济管理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管理结构中的各主体权责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正在形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依法合规的操作规则。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

  在新的“1+N”政策体系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混改在分类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国企管理体制结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混改”存在的种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混改”自身,而在于“混改”之外。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主要原因是国资股权多元化与混合所有制混杂等问题突出。很多已经完成了改制的企业里,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注册方式由全民所有制改成公司制,且资本结构仍是国有独资。这些国有独资的公司不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他们的改制也不属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在目前的改革实践和研究分析中,并没有进行区分,仍模糊地将改制作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内涵和外延不清晰问题造成的。还有的研究和实践将央企重组和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重组以及国企改制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也存在着类似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内涵和外延不清晰问题,使得国资股权多元化与混合所有制混杂,如煤电一体化重组、央企重组等。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不能实现企业去行政化管理,则不能保障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相当一部分“混改”后的企业的决策与经营行为没有根本性改变,主要原因是法律和政策体系的缺失。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但是仍然在国有股权比例上存在一些问题,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的功能和管理方式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存在同股不同权问题。另外,很多企业都是整合二级、三级子公司上市来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任务,集团公司业务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局面仍未改变,使得行政化管理难以向市场化转变。

  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影响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政府干预以及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代理问题。即使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了新的“三会一层”的法人公司治理结构,但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权利不明确,“三会一层”难以实现权责分明,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故不能保障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而在法律层面上,无论是《企业法》,还是《公司法》,都没有对政府这个监管者的权利进行约束。如果企业经营不实现去行政化,国有企业和改制以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实际上,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出台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专项法律,来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处决权利。在政策层面上,在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下,虽然在试点、税收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混改也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中被作为一个重点改革方向,但总体来说,各细分产业领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缺乏细分的、针对不同模式改革的具体政策体系。

  国有资产流失担忧、同股不同权与企业融合难成为阻碍各细分产业领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是现有的资产评估机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督机制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都不完善,仍不能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虽然政策文件指明了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混合的原则性标准,但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管理机制来指导怎么“混”和“混”多少。在混合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低估国有资产、高估非国有资产,或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及非国有资本投资者串通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这些可能性情况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产生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影响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同时,民营企业虽然想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获得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政策资源,但由于担心同股不同权问题会导致他们在混改中没有话语权,无法保障自己的股权权益,因而不敢冒风险。另外,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文化、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可能存在企业融合难的问题。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委托代理等问题使得国有企业行为不经济,使得国有资本经营效率低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有效制衡的管理结构,从而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和行为模式,促使国有企业行为合理化,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因此,本文从立法建设、完善政策体系、提供保障条件、分类改革与分行业改革和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对国企混改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专项立法建设。

  用法律条文清晰界定政府的干预范围,并明确政府干预过度的惩罚措施,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另外,用法律的权威性保障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权益,确保同股同权,防止国有企业凭借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及政策优势侵占民营企业的资本和利益,消除非国有资本在参与国企混改上的弱势群体意识,使得不同所有制资本自愿参与混改,形成混合所有制改革良性的参与机制。

  第二,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体系。

  国资委应完全按照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转变职责,针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细化监管资本制度,提高国有资本的管理效率,且在对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管理上,不再干涉,放权给资本投资公司与资本运营公司;清晰界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对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监管职责范围,保障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合理化。加快促使党组织以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形式在各级主体中扎根,形成各级主体的监督机构及信息反馈平台,对干预过度、冲动投资、监管无作为等进行调查取证并听证,形成各级主体的约束机制。

  第三,完善国有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市场等外部保障条件。

  出台政策支持国有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市场等为国企混改提供第三方评估和服务的市场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定性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判断经营风险的市场性与人为性,科学界定正常问题与人为问题,为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松绑,提供一定的自由决策和发展空间,为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从而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能源国企在人事、薪酬等方面进行制度调整。

  第四,促进国企分类改革优先进行,分细分产业对竞争性企业和垄断性企业进行有差别的混改。

  对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实行有差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优先进行,对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公益性和商业性进行区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划定清晰的领域和范围,促使竞争性业务补短板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促使垄断性业务先进行机制转型,再提升市场竞争力。对有特殊或专项任务的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在实行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经营改革,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提高能源效率,促使增资扩股,扩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对于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业务,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专业化经营,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参股或是退出。对于处于国家战略性行业的各细分产业领域业务,国有资本应该绝对控股,但应该建立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对于处于公益类行业的各细分产业领域业务,国有资本在绝对控股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业务和项目层面与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进行合资。同时,各细分产业领域的混改还应该与政策发展的导向及行业发展的趋势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应该建立参与各细分产业领域国企混改的企业资质筛选机制,对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进行筛选,选取在业务上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

  第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多目标冲突方面的理论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着控制力与效率、市场化与国有资产流失等多目标冲突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混改,下一步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多目标冲突方面的理论研究,并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情况调研,逐步形成对各细分产业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案和实践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今年将达699.3公里

  原标题:数读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贺勇)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今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计划开通新机场线一期、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等3条线路,共计62.5公里。开通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达到699.3公里,进一步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据介绍,新机场线一期计划9月底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全长41.4公里,途经丰台、大兴两区。7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两条线路将于12月底开通,这两条线路直接服务城市副中心和环球度假区。

  2018年,北京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38.5亿人次,为缓解首都城市拥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目前,北京在建轨道交通线路共计17条、总计339.1公里,除3条开通线路外,其余14条、276.6公里续建线路正在按计划加紧建设中。

地方交建“火热”开工 投资额将超2万亿

  2月19日,湖北武汉轨道交通19号线开工建设。这是春节假期过后,多地交通项目密集上马的一个缩影,预计今年首季开工“火热”程度远超去年同期。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4个省区市公布了2019年交通投资计划,总额累计超过2万亿,精准“滴灌”补短板、增后劲。面对庞大的资金需求,今年将加大地方债和民间资本“补血”力度。

  首季开工“火热”

  春节假期刚过,全国多地就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大潮。

  2月12日,江苏第一个全省性大会主题锁定“交通强省”,这是多年来的首次。在这次“交通强省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进会议”上,该省41个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开工,包括铁路(含专、支线)74.6公里,新改建机场2处,高速公路282公里,过江通道1座,还包括国省干线公路、航道港口码头、综合客运枢纽、物流园区等等,总投资1158.8亿元。

  第二天,31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749亿元,其中包括广东深圳市2019年首批10个交通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诸如妈湾跨海通道工程、梅观高速清湖南段市政道路工程等。

  此外,节后四川成都、湖南永州、河南郑州、信阳、山东青岛、江苏徐州、无锡、湖北黄冈等多地也集中上马了一批重大项目,总投资规模均超过百亿元,其中交通基建成重头戏。

  天津提出,一季度计划开工交通运输建设项目26项,计划投资13.4亿元,是2018年第一季度完成4.5亿元的3倍。云南明确,今年一季度要确保完成投资546亿元,实现2019年一季度“开门红”。

  贵州也安排下达2019年省重大工程项目2700个以上,确保一季度完成投资1300亿元以上,全年完成投资7200亿元以上。抓紧制定实施基础设施“六网会战”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推进贵阳至南宁高铁、贵阳龙洞堡机场三期、凤山大型水库等项目建设,确保一季度投资稳定增长。

  投资项目密集

  “2019年第一批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已于2018年底下达到各地,目前正在布置各省开展2019年第二批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申报工作。”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此前表示。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地方交通基建投资计划累计规模超过了2万亿元。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属于千亿投资方阵,湖北、河北提出900亿元的目标,北京、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重庆、陕西、甘肃、新疆、西藏的投资计划则均超过500亿元。

  浙江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建设投资2600亿元以上,力争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0%。“我们初步测算,未来十年综合交通投资总规模将高达3万亿元。”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陈利幸称,今后五到十年,依托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的全面建成,浙江综合交通大的网络、格局将构建完成并趋于稳定。

  江苏将2019年定义为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加速之年,计划完成投资1370亿元,建成重大项目43个,开工重大项目46个。与2018年投资计划相比,增加210亿元,增长18.1%。湖北也提出要打造交通强国示范区,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达9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精准“滴灌”补短板、增后劲,成为今年交通投资的关键词。北京市提出2019年围绕加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薄弱环节,谋划实施“三个一百”工程,其中100项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建安投资537亿元,主要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铁路项目、公路项目、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等。

  湖南明确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左右,精准“滴灌”重点项目,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完成投资566亿元,同比增长20%,重点实施三大工程,让路“网起来、连起来、串起来”,让国省道断头路“通起来”。

  江西将加大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确保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560亿元。四川公路水路交通建设连续8年完成投资超千亿元,今年将再次达到1500亿元,重点推进项目重在强化通道建设和区域间联系。

  资金来源多元

  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从哪儿来?吴春耕表示,2019年要着力用好政府资金,争取支持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规模来用于交通建设。着力用好社会资本,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放宽民间投资准入。着力用好未来收益,密切研究和关注国家财税改革动向,加快研究解决交通建设长期资金来源问题,以时间换空间。

  去年12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在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39万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5800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8100亿元。

  统计显示,从1月21日首只地方债——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一期)开始发行,到1月31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95只,发行规模约4180亿元,多用于交通、水利、生态环保等基建项目。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实施项目进度,今年还允许地方使用财政库款预付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建设。对于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好的地方,国家将加大倾斜力度。此外,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把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推介一批投资回报机制明晰的重点项目,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联合投标体等方式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2月14日,作为黑龙江省2019年“百大”重点项目,鹤大高速佳木斯过境段项目合同确认谈判备忘录正式签署,这标志着黑龙江省公路建设首个PPP模式项目进入建设实施启动阶段,将于一季度开工。贵州2019年将放宽民间投资准入,规范有序推进PPP项目,实施10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确保完成民间投资6500亿元。

  “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避免低效投资,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稳投资”方面如是建议。

  

地铁能自带小板凳么?上海地铁:采用多种方式劝阻

  超长跨省11号线 带板凳上车成一景 独特警示引热议

  上海地铁为什么和小板凳较劲

  在上海地铁11号线上,乘客自带折叠板凳或木板凳在车厢内插空儿坐

  自春节假期开始,乘坐上海地铁11号线的乘客陆续发现,车厢里贴上了“请勿使用自带小板凳”的警示语,语音提示中增加与“板凳族”相关的内容。

  网友戏称,“此类提示唯有上海独创”,但它却戳中了不少当地上班族的痛点。因11号线路程偏长,一直存在乘客自带板凳解决座位问题的现象。人们一方面能体谅上班族长途出行不易,但对其造成的安全风险也意见颇大,以至于“上海地铁11号线‘板凳族’”是上海市民生活的长期热门话题。

  超长地铁线路

  乘客自带板凳上车

  本周,一则“魔都地铁语音广播首次告诫‘板凳族’:车厢里请勿使用自带小板凳”的消息走红网络,这是上海地铁第一次在车厢语音提示中增加与“板凳族”相关的内容。

  消息中提及的上海地铁11号线全长82.4千米,共设38座车站,这一超长地铁线路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跨省地铁线路,它自西北向东南链接起住宅密集的上海嘉定区、苏州昆山直至上海市中心和各大景区、交通枢纽。

  对于经常乘坐该趟线路的乘客而言,提到这条线路就会让人想起“板凳族”。北青报记者从网友晒出的照片、视频中看到,部分乘客将自带的折叠板凳或木板凳在地铁车厢中放好,顺势坐下,其位置多选择在车头车尾处,也有人直接把板凳支在了车厢门口。

  一个板凳位置

  可以多站3-4个人

  上海市民李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11号线的花桥站已经到了江苏省,加之它与多条上海市内地铁线路交汇,成为跨省上班族的不二之选。此外,该线路东端终点为迪士尼乐园,上班族加上游客,让这条线路“挤上加挤”。

  记者从上海地铁官网查询获悉,正常情况下,从花桥站抵达迪士尼站需107分钟,从嘉定北站到迪士尼站也需要92分钟。

  家住嘉定新城站附近的刘小姐是11号线的常客,据她观察,每天都有乘客在列车起点站上带着折叠板凳上来。“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在板凳上坐下来后就开始玩手机。”刘小姐说,“早高峰本来就已经背贴背、脸贴脸了,他们一个板凳占的位置本可以多站3-4个人。”

  占地儿有危险

  官方对板凳说“不”

  对于上海地铁再次出台应对“板凳族”新策略,不少上海市民对此表示认可。

  据了解,地铁的车头车尾和不常开启的车门周边通常会成为“板凳族”的最优选择,但也有人会就近直接坐在了上下客的车门周边,这就给他人造成了更多的不便。“如果碰到刹车,还怕踩到他们,车门开启的时候,他们不仅挡着门,我们上车站好后还因为抓不住把手又被挤下车了。”张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

  地铁语音广播和张贴标语更新后,不少人在微博上点赞新措施。不过,对于每天都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需要在地铁熬过的市民而言,他们也讲述了自己的难处:从家出发得坐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市区,还得换线,站着实在是太累了,带个小板凳真的是不得已为之。

  与占用空间相比,更多上海市民之所以对“板凳族”持反对态度还是从安全考虑出发:这些人怎就不怕万一急刹车之类的意外,自己受伤或者撞到他人?还有人甚至让小孩子坐在板凳上,真心担心安全问题。从这一角度考量,更多的网友支持搭乘地铁时,安全比舒适更重要的观点。

  地铁回应

  已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劝阻

  事实上,上海地铁与“板凳族”之间的博弈早已有之。北青报记者翻阅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运营管理部官方微博看到,早在2014年,就有网友反映11号线地铁出现“板凳族”。官微回应,车厢为运动空间,坐小板凳存在安全隐患。随后几年间,该微博也多次就“板凳族”现象提示乘客注意安全、文明乘车。

  上海地铁11号线今年以来又陆续通过推广安全乘坐地铁宣传视频、组织执法中队联合特保中队上车巡逻劝说等方式解决“板凳族”难题。此次,11号线车厢内推出相关警示贴士和语音提示是上海地铁的新年第三招。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现行《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中并没有禁止携带、使用板凳等行为的相关条款,相关法规也没有对其明确的处罚标准。

  目前,所有宣传标志已张贴完毕,“板凳族”现象也有所改善。市民张女士称,之前她遇到过围坐一圈的情况,“地铁上本来就很多人了,这样围坐更影响站着的人。”现在通过地铁宣传后,围坐一团的情况的确消失了,只有少数人自己拿着板凳坐在角落里。“这件事要彻底解决的确有难度,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她说。

  文/本报记者 熊颖琪 统筹/蒋朔

国家电网斥资54亿元用于四川民族地区电网改造

  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规划投资53.95亿元,其中10千伏及以下项目29.95亿元,35千伏及以上项目24亿元,主要用于改善四川境内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生产生活用电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电网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

  这是记者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日前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举行的电网建设攻坚誓师大会上了解到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苏嘎尔布在会议现场表示,电网是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保障。2011年以来,凉山州加快推进超特高压外送通道建设,大力实施“电亮大凉山”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和农网改造升级等民生工程,全州电网外送能力从200万千瓦提升到1420万千瓦,累计外送电量达5874亿千瓦时。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总经理谭永香介绍,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基础较薄弱。近年来,通过电网建设的持续高强度投入,该地区供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智能机器人检修高铁科技助力安全春运

  灵巧的机械臂在空中挥舞,精准地扫描动车车底各个部位……两台小巧而灵活的机器人忙碌着,不一会儿一排停放的动车就被检查完毕。

  “这两个小家伙可帮了不少忙!”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动车段机械师黄文韬介绍,由于车底有些部件位置距离地面高达近1.9米,工作人员仰视不容易检查狭窄点位,容易漏检而造成安全隐患。智能检测机器人的机械臂则可以伸入作业人员难以到达的位置,实现多角度、近距离的立体扫描检查。

  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运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季节性迁徙,同时也是对中国交通体系的巨大考验。为做好2019年春运保障工作,更多智能化设备被投入使用。

  黄文韬介绍,动车智能检测机器人由灰色的身体和两只黄色的检测手臂组成,这两个“器官”分别是它的控制中心和图像采集机构。操作人员发出启动信号,机器人便在地沟中自动精确巡航到指定部位开始检测。它们利用手臂上的高清视觉系统快速扫描检测部位,并将采集的高清车底图像数据传输回中心计算机进行处理。

  “计算机将采集到的图像与事先录入的‘健康’动车组图像进行智能对比分析,准确判定出动车组上的螺栓、轮对以及制动盘等部件是否存在故障,并通知作业人员进行处理,确保动车组安全检修的质量。”成都动车段信息化工作组专员刘轶介绍。

  不仅如此,机器人的每一趟检测记录、每一帧画面都会被服务器保存下来,犹如飞机“黑匣子”一般,确保作业过程的可追溯。

  据了解,目前在成都动车段,智能检测机器人的动车上线率达到99.2%,每一列动车的数千个位置都被有效纳入自动化检查,一列8编组动车检修时间从120分钟缩短到60分钟,作业人员也由4人减少到2人,大大提高了检修效率。

激发企业家精神促国企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承担先锋模范作用,就必须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弘扬和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培养造就及选拔任用优秀企业家。而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既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和抓手,同时也将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强大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十九大报告还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显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手段和方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目标。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使一批优秀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事实上,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关键,更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

  国有企业究竟有没有企业家?

  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承认民营企业有企业家,而不承认国有企业有企业家。那么,国有企业究竟有没有企业家呢?这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也是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改革实践合理性及方向的命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意味着国有企业没有创新创业能力和竞争力,无法在市场经济中依靠自身力量自主经营和发展,更谈不上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意味着,国有企业一样可以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和竞争力,可以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可以在竞争性领域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生机和活力。实际上,有关理论和实践早已充分证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我国国有企业不仅拥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而且国有企业家这一群体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90%以上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经营受国家行政指令的统一管理,国有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由国家指派,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官员,其经营管理行为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指令和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不具备自主经营国有企业的权利,因此确实称不上是企业家。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从政府附属机构、部门或生产车间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因而国有企业如同其他类型企业一样为企业家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也对优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产生了更大、更紧迫的需求。正因如此,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提出了国有企业家概念,第一次提出和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和贡献,明确了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并对国有企业家提出特殊要求,从新时期国家战略出发,对激发保护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营造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更好发挥其作用提出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意义十分重大。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在经济学中,企业家的内涵与职能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英文的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源于法语entreprendre,原意为“承担”,引申为“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坎狄龙于1755年最早将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他认为企业家应该是冒险者,并将其定义为承担经营风险的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则把企业家赋予组织协调职能,将其描述成能够预见特定产品需求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开创者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商人、生产组织者和企业管理者,理想的企业家应具备成功扮演这三种角色的综合能力,即作为商人而言,企业家应具备发现市场不均衡的敏锐洞察力,作为生产组织者而言,企业家应具备组织生产要素的创造力和统率力,并能承担风险,作为企业管理者而言,企业家应具有领导他人的才能。

  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则把企业家视为创新推动者,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此后,经济学家奈特、柯兹纳、卡森、罗斯托等人分别在马歇尔和熊彼特的基础上发展了企业家理论,从承担和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机会发现和警觉性、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创立主导部门的带头人等角度定义了企业家的性质、角色与职能。近年来,西方学术界还出现了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等概念,把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拓展到非营利组织和社会部门,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综上可见,企业家与所有制、所有权并无必然联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抑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只要其创建者和经营管理者在特定条件下符合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就可以称其为企业家,而不在于他们是否为企业所有者或持有股份。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经营管理者、职业经理人、投资人,但他们之间可以进行角色转换和身份叠加,即企业家可以同时是资本家、经营管理者、职业经理人或投资人,也可以不是。企业家是一种职能,是一种素质和能力的载体和体现,而经营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都是一种岗位和职责,资本家和投资人是由于某种行为所产生的角色和结果。企业家本质特征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承担了上述某些主要企业家职能。而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动态的、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概念。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域、国情、文化的变化,企业家精神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涵与外延。

  目前各国各界所公认的企业家精神本质和内核是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前者包括首创精神及超前行动、革故鼎新、批判质疑、破坏性创造等精神;后者则包括实干、拼搏进取、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建功立业、风险承担等精神。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还包括爱国敬业、责任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专注品质、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神,诚实守信、坚守契约的精神。无论是创新精神还是创业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都应该以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创造价值、创造精神或物质财富、提供有益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就是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职能则主要体现在通过发现机会、组建团队、整合资源,特别是超越现有资源的约束,开放和利用机会创造价值,进而开创和发展一项事业,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国有企业家及其独特贡献与职能

  综上所述,理论上,国有企业中的经营管理者只要具备上述企业家本质特征,就可以称之为企业家。这是国有企业家的一般性。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国有企业家同时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家更加注重国家战略和使命,更加需要具有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更加需要具有爱国敬业、遵纪守法、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加需要具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更加需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强大的职业气场。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家的要求往往更高、监管更严格。国有企业家受到的经济激励更弱、政治激励更强,物质激励更弱、精神激励更强。国有企业家承担的责任更重,而受到的约束更强,主要为国家而非个人创造财富。总之,国有企业家更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家除具有一般企业家素质外,更具有较高的党性和政治素质,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开拓和进取,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社会主义的企业经营方针,注意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实中,很多国企领导人都有着艰辛创业历程,甚至白手起家,变不可能为可能。他们积极创新,敢闯敢拼,开拓进取,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同时肩负社会责任、让生活变得美好,这些人都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因此,国有企业家在我国不仅大量存在、不断涌现,更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他们和部分优秀民营企业家一起,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中国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人民生活幸福作出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贡献。如国企改革“邯钢经验”的创造者刘汉章,带领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两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并在国企混改中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宋志平,打破液晶显示屏国外企业垄断格局并带领京东方跻身半导体领域全球第二大创新公司的王东升,使中国一重这个老国企重新焕发青春的刘明忠等等,这些都是国有企业家的优秀代表。此外,我国高铁、特高压输配电、航空航天、基建工程等之所以能够取得创新发展的骄人业绩,成为一张张靓丽的国家名片,这背后都离不开国有企业家群体的努力和独特作用的发挥。

  总结来看,国有企业家在我国曾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以下作用和职责:第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第三,实现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发展。第四,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第五,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第六,发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国民经济压舱石的作用。第七,使国有企业切实具备以下六种力量: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激发保护优秀国有企业家精神与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然而,毋庸置疑,当前我国优秀国有企业家还不多,总体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普遍缺乏企业家精神。尽管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国有企业上榜总数为83家,我国国有企业2018年全年实现利润总额33877.7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中央企业20399.1亿元、地方国企13478.6亿元,分别增长12.7%和13.2%。但靓丽的成绩单背后还存在大不等于强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总体上还比较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发生整体性、根本性改变。这和我国国有企业没能充分弘扬与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进而培养造就、选拔任用一批优秀国有企业家具有直接关系。

  今年是实现2020年国企改革目标的关键之年。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抓好的七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第五项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这两项重点工作任务都和国资国企改革密切相关。国有企业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承担先锋模范作用,就必须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弘扬和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培养造就及选拔任用优秀企业家。而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今后一段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总的原则就是要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增强企业活力、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上来。为此,要积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培育优秀企业家的摇篮,是优秀企业家成长的沃土。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民营企业家无法健康成长,国有企业家也难以涌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竞争中性原则的确立和要素配置的公平合理,以及市场准入、财政补贴上的公平、公开、公正。对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要一视同仁,既不能偏爱、溺爱,也不能过于冷落、厚此薄彼。

  第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实现政企、政资有效分开、关系更加规范、有序、合理。良好的政企关系是国企改革的深层目标,也是国有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沃土。同时要探索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国企加强党建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因此要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而不是字面和形式上。因此,在推动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等工作时要注意两个“一以贯之”的辩证关系,避免出现党企不分。

  第三,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拔任用机制及考核评价体系。既要从国有企业内部培育企业家,又要建立竞争性企业家市场;取消国企领导人不必要的行政级别,杜绝将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领导退休前后的福利性“安置”场所。

  第四,根据国有企业分类进一步完善其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目前存在对国有企业领导人有效激励不足、约束过度和乏力并存的现象。此外,应该进一步树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完善薪酬机制,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并重。

  第五,在分类改革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进一步探索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等制度。要在法人治理、选人用人、强化激励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六,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深化落实董事会职权,推动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在更大范围大力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第七,要建立国有企业家的容错、试错、纠错机制。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创新创业,而创新创业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难免会有失误和误判,既要鼓励创新创业,又要宽容失败。对于暂时遇到挫折的企业家要酌情给予保护和鼓励,使其有勇气继续前行。

  当今时代,企业家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之一,无论对于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概莫能外。一个尊重企业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将会是激烈竞争中的优胜者。对于企业家要积极培育、倍加珍惜。抽象的、完美的“企业家”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企业家”载体都不是完人,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放任自流、过度“溺爱”,一俊遮百丑。而是要本着激发、保护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使更多优秀国有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原则,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并进行有关制度创新,以促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并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既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和抓手,同时也将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